在《谁的乌托邦》结尾，曹斐给了每个工人的面容一个长镜头。“我觉得这个注视很重要。工人生产其实没有太多的尊严，很多工人的纪录片就是要暴露全球化里个人作为螺丝钉的状况。但是每个人五六秒甚至十秒的定格，你就是看着他疲倦的容貌、他的眼神，也是对每一个观众的提问。”曹斐曾以为红霞影剧院被拆迁时，自己一定会很悲伤，一定会哭。但直面红霞被推平时，她很坦然。“我在过去经历未来。我当下所做的，都是为了未来。我的未来，就是在过去实现的。”曹斐所做的一切——收集文献、老物件，走访前738厂和774厂的退休职工、红霞影剧院经理、工人后代等等，制作红霞的建筑模型，做VR、AR……都是为了记住红霞、重现红霞，为红霞存档。曹斐总结了自己的两条创作线索：其一是对虚拟世界、技术、人类在未来状况下的可能性的想象，其二则是小人物与大时代的交织，人们在不断变化的时代节点上，或幽默或残酷或梦幻地去呈现他们真实的生活状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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