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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佳琦流泪道歉，也帮不了国货美妆 | 新周刊

市场上，网红品牌永远在更迭，纵然李佳琦再怎么说贵价国货美妆值得，消费者也不会只为包装和情怀买单。

作者 | 阿瑞

编辑｜陆一鸣

题图 | 视觉中国

又一个顶流翻车了。

9月10日，李佳琦在直播间介绍一款79元的花西子眉笔，看到弹幕说该品牌越来越贵了，他当即不悦地反驳：“哪里贵了？这么多年都是这个价格。”“有的时候找找自己的原因，这么多年了工资涨没涨，有没有认真工作？”

消费者评价产品的价值，主播却反过来高高在上地评价消费者，自然是惹了众怒。此话一出，“李佳琦带货怼网友”很快冲上热搜。

评论区里，被点赞最多的一条留言写道：“你可以解释为什么那么贵，是因为原材料或者做工还是别的原因导致的，但是不能攻击消费者。”

李佳琦先是在直播间解释自己状态不好，后又在微博发文道歉，消费者却并不买账。

9月11日晚，李佳琦在直播间流泪道歉。（图/微博截图）

网友们注意到，他所推荐的眉笔仅0.08克重，算下来每克的价格比黄金还贵一倍，继而比较了近几年大火的国货美妆与国际大牌的每克单价，发现了蹊跷。

“要是论克算，国货怎么比国际大牌还贵？”新国货美妆一直以“大牌平替”为卖点，李佳琦冒犯消费者的话语，甚至连带着引起了它们的口碑反噬。

网红品牌动辄卖几十元的眉笔、上百元的口红，到底贵在哪儿？

摘下“国货”滤镜，还剩什么？

这些年爆红网络的美妆新品牌，出道之初都与“国货”标签脱不开关系。

花西子定位“东方彩妆，以花养妆”，打造真正适合中国消费者使用的彩妆；完美日记的母公司逸仙电商2020年上市，被誉为“中国美妆第一股”“国货之光”；橘朵以平价单色眼影出圈，种草笔记的关键词也是“国货”“大牌平替”。

花西子在日剧中植入的广告。（图/《Animals》）

可以说，消费者最初被这些品牌吸引，正是因为其“国货”属性。既适合国人的肤质，价格又相对低廉，能作为大牌的平价替代品。“国货现在也做得这么好了”“支持国货”，常常是消费者选择它们的理由。

关于新国货美妆是怎么火起来的，早已被各种商业报道盘了无数遍。在传统商超和电商平台之外，它们抓住时机抢先占领了小红书、短视频平台等新兴社交渠道。玩这些软件的年轻人更活跃，也更注重性价比。

借助网络营销，是许多新消费品牌的惯常做法。（图/《Animals》）

完美日记打出“大牌平替”的口号，与社交软件上众多KOL、KOC合作，精准触达受众。据后来逸仙电商上市时的招股书，截至2020年12月，完美日记与超过1.5万名KOL合作，其中800多个KOL拥有百万以上粉丝。

而常被拿来与完美日记作比较的花西子，在形象包装上更加用心。花西子围绕“东方”概念，请杜鹃、鞠婧祎等国风美人做代言，包装设计上颇具古韵。口红、眼影都有雕花，外壳要做成中式锁、折扇，就连广告语也模仿古诗风格：“匀肤如轻纱，定格原生妆。”

但如果摘下国货滤镜，便能看到不少品牌的爆火十分依赖重金营销。

新国货崛起，少不了种草推广。（图/图虫创意）

2020年这一年，完美日记营收52.4亿元，而营销费用34亿元，占比高达65%。2020—2022年，国货品牌珀莱雅的销售费用率在40%上下，毛戈平的销售费用率则超过40%。相比之下，国内市场占有率较高的国际大牌欧莱雅、雅诗兰黛等的营销费用率在25%—30%之间。

花西子并未披露相关数据，但有媒体报道，花西子早期在直播平台上每月投入2000万元用于营销。

烧钱营销，能够在一片红海中杀出一条血路，快速让消费者认识品牌，却未必能换来一水的好评。

好不好用，还得试了才知道。（图/《请回答1988》）

这几年，许多新网红新消费品牌的成长路径都遵循类似的公式：先定位人群打造一个品牌，找代工厂生产，再利用互联网营销打造爆款产品。但其过于倚重营销和包装，极容易受到消费者的质疑。

就如定位中高端国货的花西子，单品定价策略很有讲究，往往卡在低于国际大牌与高于国货品牌的空白区间。以爆款产品空气蜜粉为例，其售价169元，而香奈儿散粉售价590元，乍一看花西子的确更便宜，可二者的净含量分别为8.5克和30克，仔细算来，花西子每克价格甚至略高于香奈儿。

网友计算不同品牌散粉的每克单价。（图/小红书截图）

定价策略再巧妙，也逃不过消费者的火眼金睛。即使种草笔记铺天盖地，还是有不少使用过的网友给出评价：“始于广告，陷于颜值，弃于品质。”口红拔干、颜色不好看、粉底脱妆，免不了给人留下“性价比不高”的印象。

花里胡哨的产品收割直男，为性价比心疼落泪的只有女生。（图/小红书截图）

李佳琦直播介绍的眉笔引起争议，本质上并不是因为贵，而是消费者不愿付出明显高于产品价值的金钱。平价好用的眉笔随处可以买到，79元的眉笔并不能让人直观地感受到它是否更好。

化妆爱好者Chloe告诉新周刊：“不同品牌的眉笔，持久度可能有差距，但是画眉毛主要是看技术，产品真的区别不大。”

不同价格的眉笔，差别没那么大。(图/图虫创意）

Chloe习惯通过代购买化妆品。“像TF眼影盘，专柜卖700元，代购可以低至两三百元，直播间再低也不会比代购低的。”进口化妆品需要缴纳关税，但国货化妆品没有，它们本应拥有更高的性价比，这也是为什么许多消费者会质疑某些国货的定价是否合理。

事实上，化妆品原材料及生产工艺只占其成本的一小部分。

据中国商报报道，某工厂代工生产包括花西子在内多家品牌的产品，单支眉笔的成本在10元以下。而在纪录片《伟大的制造》中，制作团队探访批发市场与化妆品生产厂，得知国内卖几十元、上百元的口红，膏体制作成本差不多都是四五元，外壳成本视材料在几毛钱至五六元之间。

老板称，口红膏体的成本在四五元。（图/《伟大的制造》）

作为消费者，Chloe也看得清楚：“彩妆本来就是暴利行业，现在很多奢侈品品牌，包包卖不动了，也开始卖彩妆了，就很能说明这个钱比较好赚。”

说到底，高价化妆品，更多贵在品牌溢价、营销和销售上。加上这些费用之后，几块钱成本的产品就能卖出上百元。

品牌“给KOL打工”，

薅的是消费者

事实上，砸重金营销的新国货美妆品牌，常常被人戏称为“替KOL打工”。

国金证券研究所曾经梳理过化妆品产业链是如何分配利润的。一件化妆品，品牌取走大部分毛利，到了销售渠道，又会被分走一大杯羹。对于在线上起家的新国货品牌来说，必然要分给主播、种草博主等KOL相当高的利润。

化妆品，贵在品牌和销售。（图/市界）

2019年3月前，花西子在天猫销量难入前20名，但自从它进入李佳琦直播间后，销量快速增长，在2020年的6·18成为天猫GMV第一。李佳琦深入参与花西子的推广甚至研发，以至于它被称为“李佳琦推起来的品牌”，他多次在直播间力挺花西子，直言“他们就差把他们家掏给我了”。但这无心的一句话，也侧面说明品牌为KOL让利之高。

作为头部主播，李佳琦最有名的一句话就是“家人们，把价格打下来”，他凭借严格的选品和“全网最低价”圈粉无数，他还曾公开要求品牌给到他的直播间最优惠的价格。许多人认为李佳琦把价格压到最低，是为消费者争取了利益。

李佳琦要求品牌给他的直播间最低价。（图/网络截图）

之前有媒体报道称，李佳琦推销花西子的佣金比例在60%—80%，但花西子对此回应称，与李佳琦合作返佣比例属于行业平均水平。

但头部主播的确赚取了极高的佣金。根据斯坦福大学海外商业课题研究组的报告，2021年，李佳琦的收入排国内主播第一名，高达18亿元，超过90%A股上市公司的业绩。

回过头来再看李佳琦这些话，人们终于有了不同的理解。

“不是因为有李佳琦，消费者才能买到优惠的商品，而是因为有庞大的消费群体，才造就了李佳琦这个带货一哥。”能吸引众多观众、成为头部主播，李佳琦固然有他的实力和运气，但他对品牌活动极高的议价权，终归得益于其庞大的粉丝体量。

中国（大陆地区）网络主播年度净收入百强榜（部分）。（图/斯坦福大学海外商业课题研究组）

知名前广告人姜茶茶表示，为了上大主播的直播间，品牌往往要花费巨额费用，几十万元、上百万元都是有可能的。“美妆直播战打得最凶的时候，有些品牌甚至会给100%的佣金，相当于亏钱卖，跟互联网公司烧钱抢占市场是一个玩法。”

可是羊毛终究出在羊身上，当头部主播掌握了过高的议价权，品牌烧钱抢到了用户，销售成本最终还是会转嫁给消费者。

网友评论。（图/微博截图）

最近不少网友分享出自己的购物记录，直指近几年多个国货品牌涨价夸张——“某国产药妆品牌原本是国际品牌的平替，现在国际品牌反倒成了它的平替。”“2019年买的某品牌眉粉39元，现在同款卖79元。”

更有美妆博主指出：“一支唇釉从20多元涨到60多元，还跟我说去直播间抢两支，每支依然只需20多元。”如此看来，直播间内依然相对优惠，但直播间外，价格已经水涨船高。

“火了就涨价，真的很下头。”（图/@real李直直）

对品牌而言，过分依赖一两位头部主播的销售渠道，未必是件好事。李佳琦一句“哪里贵了”便能引发品牌的公关危机，火出圈与口碑被毁，都可能是一瞬间的事。

行业内卷之下，流量越来越难以获取、价格越来越高，头部主播同时收割着商家和消费者。当人们终于看清这一模式的弊端，行业的改变大概也就不远了。

随着消费趋势变化，人们不再仅仅为“国货品牌很难”的情怀买单。他们清楚地知道，真正艰难的，反而是那些低调的老国货。越来越会精打细算的年轻人，也会理直气壮地反驳PUA话术：“国货再难能有我难？”

网红产品，逃不过“火一时”的命运。（图/《Animals》）

Chloe表示，新兴的网红产品安不安全、好不好用，在诸多种草笔记中根本看不出来，出于对自身体验的考虑，她还是会选择大牌的经典产品。

“网红品牌全靠产品迭代，去年出的产品今年就不火了。但是那些真正好口碑的经典产品，这么多年一直卖得很好。”

美妆市场上，网红品牌永远在更迭，但消费者不会反复为包装和情怀买单。今年6·18大促，花西子五年来首次跌出彩妆预售榜前十名。

国货们迟早要走出重营销的模式，靠质量沉淀出口碑与品牌价值。打造经典，应当是比打造网红更要紧的事。

校对：邹蔚昀，运营：鹿子芮，排版：陈泽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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没到30岁的人，怎么也开始中年危机了？ | 新周刊

作者 | 张文曦

编辑 | 萧奉 晏非

题图 | 《天气预报员》

不知从什么时候开始，对中国人来说，35岁变成了一个尴尬的年龄节点。

近年来，一些互联网大厂辞退35岁以上员工的新闻频繁登上热搜。今年7月，一则“多家北京青旅拒绝接待35岁以上中年人”的新闻，再次将35岁的人群推向了舆论中心。35岁的中年危机，成为了一种普遍的社会情绪——到了35岁的人，开始面对；没到35岁的人，则提前担忧。

供房、养娃、养老、亲密关系倦怠等问题陆续蔓延到每个现代人身上，甚至连尚未30岁的群体也被迫提前自己的人生议程。拂拭掉日常表面上的担忧，被掩盖的其实是更深层的心理问题。

（图/《海边的曼彻斯特》）

崔庆龙是一名心理咨询师。他从2021年5月开始，在社交平台上持续地分享自己在工作和生活上的想法。慢慢地，越来越多人想要在他分享的内容中获得答案，崔庆龙逐渐成了微博上最热门的心理学博主之一。

35+岁的中年危机，反映了什么样的社会心理？东亚人的中年危机究竟从何而来？在这个“大家都有病”、普遍性倦怠的时代，我们又该如何摆脱无力感？带着这些问题，新周刊和崔庆龙聊了聊。

忍耐一切，

是东亚人中年危机的开始

 新周刊 ：对于中国社会来说，35岁似乎是一道分水岭：跨过了35岁的坎，你就应当是世俗意义上成功的、得体的。而事实上，35岁的人们常常过得如履薄冰：担心被裁，还要承担家庭压力。从表面上看，35岁的中年危机似乎是由现实因素撬动的，但从心理学更深层次来解读的话，中年危机究竟是由什么导致的呢？

 崔庆龙 ：一定是先有了像企业裁员、裁员后难就业、家庭经济陷入困境、身体状况变差等这类具体的事件作为前提，中年危机才开始出现在我们的视野中。慢慢地，大家好像越来越认同“人在这个年纪就会遭遇各种危机”的观念，这就是社会意识逐渐建构起来的过程。

所以，一方面是现实的、客观因素的影响，另一方面是大家越来越认同“35岁的人会更动荡”的观念。它会让人们对这个年龄有特别的感受，好像35岁就是一条分界线，它“天然”地将人分化成了两个群体。

（图/《海边的曼彻斯特》）

其实人类意识最微妙的就是这一点，社会上一旦形成某种共识，它就会变成一种真实存在的力量。人们遭遇的现实，逐渐就会变成更多人对于现实的预期，预期的力量足够大以后，就会变成一种客观的真实。这个现象在经济学中也有体现。

 新周刊 ：在以儒家文化为根源的东亚社会，家庭和集体的规训构建了东亚的文化范式。在长期受到压抑的情况下，人们变得拧巴、内卷。结合东亚社会的家庭环境和社会文化背景，东亚社会的人们更可能遭遇怎样的中年危机？

 崔庆龙 ：中年危机可能存在于所有经济下行的国家或者社会环境里，但是它会因为文化而有所差异。

东亚的特点是什么？我认为是个人的意义要后置于外部的期待。无论那个期待是源自父母、家庭，还是公司，或者外人的目光，你的自我身份认同都建立在他人认同的基础之上。一旦外部的认同获取失败了，一个人就会失去精神上的立足之地。这也是为什么很多人一旦脱离这套游戏规则，就立刻陷入了躺平状态，因为行动的意义被抽离了。

东亚的中年危机经常体现为：你已经感觉到不适、疲惫、劳累、痛苦，想要为自己考虑，但此时，很多人内心马上浮现出一种“我要为了家庭、孩子、老人、婚姻继续忍耐”的想法。东亚人很早就从骨子里遵循的一套东西，会反过来去压制和对冲想要照顾自己、想要为自己做些什么的冲动。

（图/《酒精计划》）

这种影响会让你以一种更加隐忍、更加沉默的方式去把这一切承受下来，让一个人变得越来越麻木，形成一种很没生机、很枯燥的中年人的生存状态。

在20世纪的西方，人们展开了一系列诸如嬉皮士运动或者反主流运动的社会运动。这些运动以精神解放为目标，他们在摆脱了一些旧的规训的同时，又走向了以放纵为主的享乐主义。当然，那也是一种精神危机——过于放纵，缺失边界和约束，以至于导向了意义上的虚无和痛苦。这也是为什么，有一些社会学家评价西方的精神危机是失去了必要约束的痛苦，而东亚的精神危机是过度约束的痛苦。

（图/《教授》）

对比来看，我觉得东亚人特有的中年危机属于压抑爆发型的，像一根弦越绷越紧、最后直接崩断了的精神危机。在爆发之前，TA都处于一个不能分享、不能表达、不能宣泄、不能理直气壮地说“我不这样干了”的收缩的状态，直到有一天这根弦终于断了。

人不可能在任何时候都直面痛苦

 新周刊 ：潜意识中，人们或多或少都会有点希望自己能够是这个社会的大多数，这是一种害怕孤独和被排斥的感觉吗？

 崔庆龙 ：你可以这样理解，人生来就是希望得到归属和认同的物种。

我觉得大部分人们都希望成为“大多数里的极少数”。大多数人都要结婚，都要买房，都要有个好工作。首先人们要进入这个赛道，再在这个赛道跑到最前面，才能成为极少数。我住了多大的房子，我的年薪收入多少，在类似的评价体系下，产生被认为优等生的那种自我价值的满足。

 新周刊 ：优等生这个词就非常“东亚”，我们从以前就会有“学而优则仕”的思想，到了现在也是会有“读的书更多，你就是人上人”的观念。感觉在东亚社会，人一出生就会进入一个赛道。

 崔庆龙 ：对，它其实是一种隐性的精英主义。虽然说这是一个名义上强调平等的社会，但从小激励孩子的那种名言都包含着要超越别人的意思，隐含着一种“你要攀爬到金字塔的上层才能被承认”的意味。只有爬到高处，你才是被认为是对的、有价值的。我反而觉得，这个社会对平庸有一种不包容性。

 新周刊 ：在中国社会或者说在东亚社会，一个人想要活得自由还是比较拧巴的。一些人会选择gap year或者是逃回到小镇。

 崔庆龙 ：这个分成两种情况。第一种是有些人确实是想明白了，现在的生活不是我想要的，他们做出了选择，切换到新的生活状态，这种人不会特别的纠结。

还有一种情况，我觉得更像是一种被放逐或者被驱逐的感觉。比如说，有些人在一线城市里拼搏，看不到希望，生存的成本越来越高，工作上的不确定性越来越明显，无形的压力就越来越大。我觉得处于这种状态下的人，会有一种试着找回到一个更安全的洞穴或者小岛的那种心理，这其中包含了一种退缩和逃跑的意味。

（图/《教授》）

但它终归是一个选项，哪怕你做了一个30分、40分的选择，至少还有一个选项让你避开最糟糕的感觉。这种后退至少让人先有了喘息的余地，也许未来有一天人们会回来，再重新出发。

 新周刊 ：换个角度来讲，逃避也是人本能的求生行为。

 崔庆龙 ：虽然说心理学强调，人应该面对自己的痛苦，或者说，解决问题最好的方式就是直接面对。但从另一方面来讲，我觉得人不可能在任何时候都直面任何痛苦。人合理的、周期性的退缩迂回，我觉得是健康的，是合适的。

因为你总有心理效能低的时候。当你只有20%的心理效能时，面对的困难如果有80%的难度，那么你就是战胜不了它，就是会被它击溃。所以我觉得暂时的退缩就是人会有的反应，不需要去批判。

所有的痛苦，都是在给你一条活路

 新周刊 ：存在主义心理动力学里，人的负面情绪被归结为对四个终极关怀的恐惧：死亡、自由、孤独和无意义。你认为中国人的中年危机和对这四项关怀的恐惧有关吗？

 崔庆龙 ：我觉得肯定是有的。就拿死亡来说，以现代人的健康状态来讲，长期处于996的高压环境下，不要说35岁，可能到30岁以后，很多人就明显感觉到自己的身体不如以前了。这种直接反应在身体上的状况，会让他们体验到一种和疾病、衰老、死亡有关的担忧，你可以把它归结到一种死亡焦虑的范畴中。

其次，这个年纪的人上有老下有小，可能还有房贷、车贷、负债什么的。他必须得让自己保持在一个能够持续创造所谓的经济价值的状态下。他不敢辞职、不敢消费、不敢做别的设想，很容易陷入到压抑和紧绷的状态。

在这个阶段，社会关系也会变得特别的单一。我发现很多人在这个年纪基本上没有什么朋友，就算有，双方可能也因为结婚、有孩子了，重心天然地向着家庭倾斜，逐渐丧失了以前那种高强度的情感陪伴和交流的机会，也没有时间和空间再去构建高质量的社会关系，人就陷入到了孤独的局面。

（图/《塔利》）

与此同时，无意义感也更容易出现。为了生存，人们也不敢去想“我到底该怎么活”“我是否应该去追求自己的理想”等问题。因为眼下的人生枷锁已经太多了，人们没有办法另辟一条路，去追求有意义、有价值反馈的生活。

 新周刊 ：人的儿童时期，也正是大脑发育的敏感时期，如果经历了情感忽视、目睹亲人逝去、家庭冷暴力等负面事件，会对一个人的长期心理健康状态产生影响。童年创伤对日后的中年危机是否会有潜在的、长远的影响？

 崔庆龙 ：一定会有的。如果一个人小时候表达了自己的真实感受，但是被父母批判，我会觉得这是一个对真实感受表达的极大抑制。儿童会基于这样的经验，习得掩盖自己情感的能力，不去造成矛盾，会规避表达情感所可能带来的风险。长此以往，有一部分真实的、原始的情感冲动就一定会受到阻碍。

还有一种情况是，在成长的环境里，儿童的价值从来得不到承认和认可。这就意味着，如果未来有一天，外界对他学习或者工作方面认可的机制中断了，他无法获得正向价值反馈——这就像是一根极细的杆子支撑着庞大的价值体系，局面必然是岌岌可危的。

例如，有个人一直升学考试都很顺利，但是找工作碰壁了；或者说有个人一直都被视为天之骄子，但是有一天他在婚姻上失败了。这些情况都有可能动摇到他内心最深处、最脆弱的价值天平。

（图/《教授》）

所以，成长中的负面经历，就像是或浅或深地给人生埋下了一颗颗的地雷，它会被一些事件所触发，从而引爆。未来某一天中年危机出现的时候，它可能不仅仅会动摇你的表层，还会把你内心最深层的那个东西也动摇了。

一个在幸福家庭成长起来的人，遇到困难可能只是沮丧一阵，因为他有自我支撑的内在经验。但对于有童年创伤的人来讲，他体验到的是双重痛苦，一重是客观现实上的，一重是他主观现实里对这件事的非常个人化的体验，比如有的人会觉得自己非常无能。这是性质的不同，也是程度的不同。

 新周刊 ：在一个关于中年危机的采访中，有受访者讲道，“对各种关系感到无力，支配不了关系的走向，甚至是夫妻、亲子”。值得注意的是，中年危机中的情感危机往往不是独立出现的，而是伴随着其他危机共同出现的，为什么会有这样的现象？

 崔庆龙 ：我把一个人的生存视作一个结构问题，它其实是由很多的要素支撑起来，并形成一种平衡的。不管是亲密关系还是工作，当整个系统受到冲击的时候，也就是所谓的中年危机到来时，所有的方面都会受到波及。

（图/《天气预报员》）

如果一个人在生活中没有太多价值感，回家以后还要去做饭、洗衣服，还要接受对方在情绪上的一些问题，这时候就会发现对情感更加不耐受，更容易爆发矛盾和冲突。

 新周刊 ：“生命的意义是什么？”“我到底为什么而活着？”从一出生开始，这些永恒的命题就一直伴随着我们。在成长过程中，这些问题可能被现实问题所掩盖而后置，但却始终挥之不去。这种无意义感可能会在35岁逼近时剧增。从心理学的角度来说，这种无意义感究竟从何而来？

 崔庆龙 ：我以前写过一句话，无意义感来自于一个人最本真的情感冲动和他的生存目标发生脱节的时候。我要喜欢做一件事，我就被这个情感冲动支配着，奔着那个目标去了，整个过程我都是满足的。

但现在很多人感到无奈，因为不是每个人都可以幸运到去做自己喜欢的事。当自己的本真冲动不能和指向生存的事务关联在一起的时候，就很容易滋生这种无意义感。

 新周刊 ：有案例讲到，一些原本对生活并没有目标感的人在经历了濒临死亡的体验后，反而能够更好地珍惜自己的生命，并开始去做一些利他性的活动。对死亡、自由、孤独和无意义感的恐惧，是否有它们各自的积极意义呢？

 崔庆龙 ：我认为所有的负面情绪都是一个重要的提醒：有些东西出了问题，有些事情一定是违背了你最真实的生存意愿。

我以前说过，比起痛苦，更值得害怕的是一种生命的僵局。造成僵局的痛苦像温水煮青蛙一样，你可以忍受，但是又很不舒服。它长期折磨着你、煎熬着你，但又不足以让你换一种生活方式。这种痛苦，我觉得是最更可怕的。

反而是那种突如其来的锐痛，可以让你跳起来，马上离开那个地方。所以，我觉得痛苦，某种意义上有一种积极的意义。

（图/《教授》）

我不愿意去肯定痛苦，但是客观来说，有些人从精神危机中走出来以后，他们能够借助痛苦带来的契机，远离不好的关系或工作。所有的痛苦一定是在某种程度上试着给你一条活路，它有时候可能会摧毁人，但它本质上的作用是驱动人去努力求生。

找到自己人生的游戏主线任务

 新周刊 ：在向你咨询的人当中，有没有关于中年危机的案例？能否举个具体例子说说TA的情况，以及最后是如何解决的？

 崔庆龙 ：我觉得还蛮多的。我以前说，如果一个人不被生存所困扰，就一定会被意义和价值的事情所困扰。

我现在的咨询中有很多都是这类来访者，他们已经没有了生存的困扰，甚至已经过上非常优渥的生活，但他们当中有些人的痛苦体验是非常强烈的，就是因为没有价值感和意义感。

（图/《教授》）

我有一位来访者结婚以后辞去了工作，做了一名全职太太。但她很难从全职太太的身份里得到价值。别人都说“你看你老公多好，多有钱，你什么都不用操心”，她会因此有一种自我麻痹和自我说服，觉得自己是不是想太多了，要求太高了。但与此同时，她又觉得好像哪里不对，以至于有一段时间非常抑郁。

我以前经常强调一句话，一个人的主观现实才是真正的现实，外人是看不到自己所感受的那个世界的。我们只有先尊重了自己的主观现实，才能够接受客观的限制，这个顺序是必然的，否则就是一种被迫式的妥协。

后来她重新去找工作。她的忍受已经到了一个临界点，所以她尝试着走出那个僵化的系统。那个工作并不完全符合她的期待，但她觉得自己却像是获得了家以外的另一个空间。在那里，她体验到了另一种自我感，体验到自己在凭借能力做一些事，在和社会发生一些连接，这对她心理上的那种确立感是非常重要的。

 新周刊 ：对一些35+岁的人们，你对他们对抗和度过中年危机有什么建议吗？

 崔庆龙 ：我用打游戏来类比人生的状态，它应该要有些东西吸引你继续玩下去。在系统中，一旦你失去自己的目标，失去自己想做一件事的冲动的时候，这个事情就进行不下去了。

我们需要找到，更准确的来说是创建起自己的生命主线，就是找到一件能锚定你的价值感和意义感的事情。对每个人来说，都有一些生活中不得不去做的事，比如工作和日常社交。但我觉得除此之外，一定要有那么一件事，是你长此以往可以重复去做的、可以积累的、可以迭代的。它最好和你的能力相关，最好是被社会需要的，能让你凭着本能和冲动去完成。人需要把自己的价值感和意义感铆定在这么一条路径上。

（图/《酒精计划》）

 新周刊 ：当外部环境变得越来越不可控，作为个体的我们，应该如何摆脱中年危机带来的无力感和倦怠感？

 崔庆龙 ：现实生活中有一些真实客观的作用力在发生着。我们有时候需要放弃一些比较天真理想的想法，谨慎乐观是一个比较合适的态度。

但更多的，我觉得还是需要建构一个自己的个人系统。因为大多数人的痛苦都来自于集体凝视，社会在期待你过一个怎么样的生活，没有达到这个标准会让很多人自我怀疑，觉得自己是失败者。所以我觉得人要和这样的评价体系解绑，要去建构自己的评价体系，建立自己的时间线。

（图/《酒精计划》）

人生没有什么事是必须要做的，也没有什么必须执行的标准。前面说的，东亚文化和西方文化认为人们必须要做的事情，这两者都是虚妄的，都是人类建构出来的一套游戏规则。

某种本来不存在的潜在想法，由于大家都这样认同，它就好像变成了一个真实的东西。往深处探究，它是不存在的。所以我觉得人需要去解构很多定义，包括对幸福、成功、人生的定义，这也是很多人觉醒的一次机会。你必须要得审视，你自己是谁，你该过什么样的生活，你想过什么生活。

校对：邹蔚昀

运营：嘻嘻

排版：沈早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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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地持续性暴雨，我好想念它 | 新周刊

时间抵达9月，夏天的燥热慢慢淡了下来，秋天的风不经意拂面吹来，是惬意的凉。

傍晚，散步的人也开始多了起来，走着、说笑着，孩子在嬉闹，狗狗摇尾巴，迎着风、向着秋天的落日，拍下三两照片，结束稍有些（非常）疲惫的白天。

夕阳西下，在江边湿地公园散步的人们。（图/图虫创意）

秋季的落日总是毫无收敛地展现着“极美”的颜色和治愈力。提到落日，用《自由之旅：向极致的理想主义致敬》一书中，关于“落日”篇章的一句话来描绘初秋的落日时分，再适合不过了——

“暮色的流彩，西边燃烧着的明亮的晚霞，不再带来令人困倦的酷热，逐渐暗淡下来的天空飘来惬意的凉风，这是一天里最庄严、最神圣的时刻。”

北京长安街日落，夕阳在街道上方。9月至10月正值秋高气爽，是北京一年中最舒服的时候，也是长安街最美的时候。（图/图虫创意）

有人说，比起日出，现在的人更喜欢日落，因为日落会给人的心理带来一种安逸感，对比日复一日、快节奏的打工日常，日落能让人片刻体会到：生活，其实不用那么快。

@偏爱落日的小鱼

生活在广州，喜欢在秋天傍晚下班后出游——“人在出游，精神也跟着出游，看着太阳一点一点地沉下去，人好像就会放下些什么，其实我也说不出来是什么，但至少内心会变平静。”

广州大学城北亭村日落，红霞满江。（图/图虫创意）

@喜欢橘色的七七

打小生活在海边，海上落日对于我来说是常遇见的，但我仍很喜欢看落日，初中的时候遇到烦心事就会一个人坐在海边，等到太阳完全消失在海岸线以下才回家。

三亚，海边的落日即将沉没海岸线。（图/图虫创意）

所以说，落日给人们带来的不只极美本身，还有一种平静的力量。秋天来了，落日也频繁地跟疲惫的人们打着照面，而在这个时刻，擅长运用镜头记录生活的人怎能不停下脚步，让相册多上几分橘色浪漫呢？

本期“碎片收发室”跟上秋天的脚步，发起#第45次落日#话题征集，邀请你分享你眼中的落日片刻。

本期话题从《小王子》一书延伸而来，小王子有一天看了44次日落，作者借此隐喻成年人世界的孤独，如果小王子有机会看到第45次落日，又会是怎样的心境呢？谁也不知道。不过，你肯定知道你的“第45次落日”，点击下方海报，即可投稿分享。

最终入选作品有机会获得日落明信片一套。

*特别说明：参与者须保证作品为原创，保证不侵害他人著作权。若参与者提交他人作品或侵犯他人著作权，一切赔偿责任自行承担。

作者 | 鹿子芮

编辑 | 晏   非

设计 | 吴可以

校对 | 邹蔚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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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代乡建人左靖：最理想的生活，就是在城乡之间游牧 | 新周刊

在左靖赶路的中途，我们匆匆见了一面。当时，他刚在信阳考察完正在进行的项目，回到家中，很快又要启程前往碧山了。

十几年来，左靖一直过着这种近似“游牧”的生活，他在碧山、茅贡、景迈山、大南坡等地之间不断辗转着，进行乡村建设。对于左靖而言，游牧是一种美好的象征，在谈到人与乡村的关系时，他感慨道：“人不应该一辈子只活在城市，也不应该一辈子只活在乡村，在城乡之间游牧，其实是一种最理想的生活状态。”它代表着一种野性的、跟随内心的、充满生命力的生活。

左靖是最早投入到中国当代乡村建设的人之一。2007年，他开始在皖南的乡村地区进行调研，邀请建筑师、电影人、设计师、作家等各个行业的人同他一起寻找乡村文化建设的可能性，最终将他的计划落地在了碧山。2011年举办的第一届“碧山丰年庆”，在当时引发了不小的反响。彼时，左靖对乡村文化建设的构想是：“希望各地的知识分子和艺术家一起回归乡村，动员和联结当地村民，重新激活乡村的公共生活，并将试验成果转化为生产力，为农村带来新的复兴机会，避免农村被简化为旅游景点或被城镇化浪潮吞噬。”

“碧山计划”的成功，使左靖开始渐渐被人熟知。贵州茅贡、云南景迈山、浙江徐岙底、河南大南坡等地，接连向他发出了邀请。在这些风土人情、民俗文化、地貌特征完全不同的村落里日复一日地调研，左靖逐渐总结出乡村建设的“四个生产”，即空间生产、文化生产、产品生产和关系生产，曾经的一些想法也随之更改。比如再次提到“回归”时，左靖给出的答案非常平和：“我并不是要年轻人一定回到乡村去，恰恰相反，我希望他们到城市里去，去开拓自己的视野，接受城市文化的熏陶。我只是希望乡村可以有更好的就业环境、文化环境，让一些想要留在故土或陪伴家人的人，在乡村也可以活得很好。回到乡村只是他们人生中的一个选项。”

“左靖和乡村”，不是成功者叙事的一个大命题。左靖并不回避那些让他跌倒过、感到挫败的经历。采访过程中，他几度提起当初因为没有专业的运营团队而在成本控制上出现的一些问题，因为自己对商业化的排斥而导致一些项目难以为继。

在聊到一些宏大的问题时，左靖总是摇摇头说自己并不想谈。但在他的讲述中，文化在乡村破土而出的力量感，开始凝聚成了具象的画面。左靖仍然记得第一次到大南坡时的感受，“整个村子灰蒙蒙的，没有外人会去关心它，也无法去想象未来和现在会有什么不同”。但现在，整个村子的精气神都不同了——村子里中断了40多年的怀梆剧团重新活跃了起来；校长每天为了孩子们美育的事情忙前忙后，常有全国各地的人邀请他和孩子们去分享经验。“每个人似乎都对生活充满了希望。”

最近，左靖正在筹备新书《大南坡：共振村声》的出版工作。他别出心裁地决定，这一次腰封上没有任何名人的推荐词，而是把大南坡村民想说的话印在上面。目前收集工作还未完成，但左靖已经收到了许多淳朴的话语，村民赵小香说：“原来村子一穷二白，现在这么好，大家都很高兴，希望村子继续发展下去，民宿、卫生都建设下去，半拉子工程继续干下去。”这是一个村民质朴的愿望，也是中国乡村变迁的微小缩影。

乡村的文化土壤何在？

《新周刊》：在投身乡村文化建设之前，你已经有大学老师和策展人的双重身份了，为什么又决定去乡村做一番事业？

左靖：我是70后，我们这一代人受上世纪80年代的影响比较大，那时候的文化、艺术发展都很蓬勃，我对艺术类的东西一直很感兴趣，很早就开始写诗歌了。我虽然在安徽大学教书，教的是新闻传播系的课程，但一直在研究当代艺术，做了很多关于当代艺术、民间影像的策展。从2008年开始，我在北京798主持一个艺术中心，同时也在欧洲、澳大利亚、南美等地策划过各种展览去推广中国的当代艺术。一路走过来，我觉得自己一直都是有些理想主义的人，我做的事情也一直是比较非主流的。

2008年以后，整个艺术行业的大环境发生了变化，那时候我觉得做策展这一行不太有意思了，有点成为了资本的傀儡，要想各种办法把作品卖出去。那几年身边有一些朋友，包括我曾经的诗友都回到了乡村。应朋友之约去安徽黟县的时候，我在他们由老宅改造成的“猪栏酒吧”里住了几天，村子里精致古朴的徽派建筑给我留下了很深刻的印象，也为我带来了一些启发，我想到乡村去看看有没有新的可能性。

一开始我是抱着寻找新机会的想法在皖南的乡村做调研，那时候还没有流行乡村建设、乡村振兴的说法，完全是自发性的民间活动。日本的越后妻有大地艺术祭和中国台湾地区的美浓黄蝶祭给我带来了很大的影响，它们都是艺术介入社会的有影响的案例。后来在调研过程中，我有了很大的感触，我就在想：为什么北京、上海地区的人可以享受到很浓厚的文化氛围，而乡村的文化土壤却如此贫瘠呢？所以我想把城市里的文化和艺术资源带到乡村，复兴村民们的公共文化生活，甚至想将这些转化成一种生产力，尽可能地借助城市的文化力量使乡村发生改变。最初的想法还是很单纯的。

方所乡村书店内景。

《新周刊》 ：这些年来，你在碧山、茅贡、景迈山、大南坡等地都进行过乡村建设，可以谈谈这些地方之间的共性和差异吗？

左靖：对我们来说，在不同的村子推进工作时，流程上并没有太大的差异，都是深入村子，挨家挨户做调研，全面了解村子的现状，然后围绕着空间生产、文化生产、产品生产、关系生产这四个方面来做后续的推进工作。

但如果从风土人情、地域特色的角度来看，这些地方的差异就太大了。比如东部、中原地区有很多空心村。虽然大家都在说东南地区的许多村子十分富裕，但它们的人口迁出量依然是非常大的。反倒是西南地区的村子，人口比较多，甚至有一些地方人口零流失。为什么很多西南地区的人都愿意留在当地呢？我认为主要有两方面的原因。首先，他们有自己的产业，比如景迈山有茶产业，村民们不用去外地打工，在村子里种茶、采茶、制茶，收入就非常可观。在采茶的季节，他们常常忙不过来，经常还会有一些缅甸的亲戚朋友过来帮忙，很有意思。其次，西南地区的村子，交通不如东部和中部方便，所以出一趟门还是不太容易的。这些年，中国高铁的发展速度非常快，在给人口的流动带来方便的同时，也会把三、四、五线城市的人口虹吸到大都市里去。比如，原先去趟北京太难了，干脆就不去了，现在三四个小时就到了，干吗不去呢？这样就会导致越贫穷的地方越空心化。

村民们的精气神是最直观的答案

《新周刊》：你已经从事乡村建设十几年了，这途中你的想法有发生哪些改变吗？可以从你的视角来分享一下这些村庄的变化吗？

左靖：最大的改变是，曾经我是个很理想主义的人，很排斥商业化。早些年我一直认为商业的掠夺式介入会给村子带来负面的作用。事实证明，没有商业、没有运营，一个村子的建设是很难持续发展的。包括大南坡在内，一开始就没能形成一个很好的运营机制，再加上疫情、水灾，给大南坡带来了很大的危机，导致后续的发展举步维艰。直到前不久有一支非常热爱大南坡的专业运营团队主动来接手运营，情况才开始慢慢好转一些。现在想想，排斥商业的想法还是太天真了，这让我们吃了很大的亏。

想要了解村庄的变化，村民们的精气神是最直观的答案。刚到大南坡的时候，大家或多或少都会投来一些质疑或旁观的目光，因为完全不了解我们，他们不知道这群人来到村子里到底要干吗。但现在完全不同了，大南坡小学的校长就是一个很典型的例子。现在他整个人特别意气风发，美育为大南坡小学带来了很多新的可能性。他带着孩子们去成都、天津等很多地方做展览和交流，孩子们也得到了很多开阔视野的机会，常有城里的人跟我说“真羡慕大南坡的孩子们”。此外，我们也在努力为村民创造更多就业机会。现在村子里的书店、工销社、艺术中心、民宿里的工作人员，都是当地的村民，有二三十个岗位。碧山工销社黄山店里的员工也全是村民，他们会布展、摄影，组织游学，参加市集，完全可以独当一面。从局部看，大南坡的文化氛围并不一定比北京、上海差，你在大南坡可以经常见到各地来的设计师、艺术家、作家和学者，他们与村民们进行交流，也带来了很多城市里面的信息，开拓了村民们的视野。

上世纪70年代，大南坡是个有名的富裕村，因为这里有煤矿资源。当年很多文艺演出都在大南坡的礼堂里举行，十里八乡的人都涌过来看。可以说，当时的大南坡村是方圆几十里村落的经济和文化中心。后来因为环境污染和资源衰竭，大南坡的煤窑都关停了，大南坡从此经济一蹶不振，成为了省级深度贫困村。如今我们在做的事情，是让大南坡的公共文化活动再一次复兴，村民们有了盼头，有了自豪感和获得感，我觉得是很有意义的。

《南坡怀梆2021》唱片首发现场。

《新周刊》：有一些人认为乡村和艺术、文化的连接，只能成为实验试点般的存在，不具有普遍意义，你是如何看待这种观点的？

左靖：当然是具有普遍意义的。每个村子、每个村民，都应该享有和城市平等的文化、教育的权利。你能说哪个村子是不配讲文化的吗？不可能。去大南坡前，它只是个普通的村子，是我们和合作团队的工作、村民们的高度参与，才让大南坡变得不那么普通。城市里的很多人，希望能为乡村建设奉献一份力量，但往往没有路径。希望我们的工作能让更多人看到，大家一起搭建这座桥梁—— “往乡村导入城市资源，向城市输出乡村价值。” 

 拿大南坡来说，它隶属焦作市修武县西村乡。焦作这个地方在古代太厉害了，单就人才而言，竹林七贤中的山涛、向秀，唐朝的韩愈、李商隐，北宋的郭熙，南宋的李唐，都是河内郡或怀州（今焦作）人。司马懿家族来自河内郡的温县，汉献帝刘协被贬到山阳（今焦作），死后也葬在那里，但这些史实很少有人知道。一提起焦作，大家首先想到的是“一座资源枯竭型的煤矿城市”，然后一片空白。这些年我去过很多地方，深深意识到，中国的历史和文化太丰厚了，只不过少有人会关心这些。事实上，中国的每个地方都有自己的个性和魅力，都值得去好好发掘，这也能增强地方的文化自信和自豪感。

乡村建设的内容非常丰富，基础设施建设、经济建设、人才建设、组织建设、生态建设，等等，都很重要。但我认为文化建设一定是基础，一个地方如果没有文化，那就等于什么都没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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